近來，據報載一對夫婦於十一年前因結婚後遲未懷孕，後來在高雄市以人工受孕方式於民國八十五年間生下兒子，陳姓女子與前夫離婚後，兩人共同擁有兒子的監護權。然而，去年間陳姓女子才意外發現孩子和前夫並無血緣關係，經過初步查證，發現是當年醫院在調配精卵時誤植他人的精子，人工受孕的過程間發生錯誤。就這起案例而言，因當事人原本是夫妻，夫妻的精卵必須配成一對。但醫生在調配精卵時誤植他人精子，幾乎可以斷言，還有另一對當時尋求人工受孕的夫妻，精子也遭到誤植，弄錯精卵，等於抱錯小孩，造成親子關係錯亂。
隨著人工生殖科技(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, ART) 日新月異的發展，（或有稱人工協助生殖科技、助孕科技），即係指「利用非性交之人工方法，促使達到受孕生育目的之技術」。傳統的生殖，性行為與生殖必然之結合，惟伴隨避孕、墮胎與人工生殖技術的發展，近代生殖科技滿足人類「沒有性的生殖」及「有性的不生殖」的價值選擇，對於傳統家庭關係的結構帶來重大的衝擊與變革。
去年初某地檢署檢察官相驗屍體時，曾因同意死者家屬自屍體摘取精液冷凍保存，而引發「死亡後精子所有權歸屬」與「死亡後人工生殖」的爭議以及前陣子發生陸軍裝甲旅連長孫吉祥意外死亡，其未婚妻跪求有關機關，希望能自孫吉祥屍體取精生子事件。我們不難發現，由於現行『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』第15條中僅規定，捐贈人或受術夫妻一方死亡時，就「捐贈人所捐贈之精子或卵子」或「受術夫妻之精子、卵子或胚胎」，醫療機構應不得再使用，並須於情形發生後二個月內銷燬之。但也沒有明確提到死後取精是否可行，也因為法規的模糊空間，對於生殖工程的道德問題與親子關係如何認定，更引發廣泛之討論與爭議。
以目前『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』觀之，得施做人工協助生殖之情形大分為二：一為「配偶間人工受精術」，受術夫妻需符合第六條之各款條件，醫療機構始得為其施行人工生殖技術；其次為「第三人捐贈」，此時受術夫妻係接受捐贈人所提供之精子或卵子之，然依該辦法第9條規定：「受術夫妻不得指定人。但醫療機構得提供捐贈人之身高、體重、膚色及血型等資料，供受術夫妻參考。」而依該辦法第4條之規定，醫療機構施作前者時，無須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；然於後者，醫療機構則應報請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核准，始得施行人工協助生殖技術。除主管機關之監督外，該辦法亦規定醫療機構施行人工生殖技術時，應事前取得『受術夫妻同意書』以及『捐贈人及其配偶之同意書』，並應製作病歷載明相關事項。由上述規定可發現，施行人工生殖技術之「精子」與「卵子」是否確實來自於「合法之夫妻雙方」，於施作程序上有相當大之差異，然而，遍觀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均未規定『醫療機構如何審認，接受人工生殖技術之夫妻確具有法律上夫妻之身分』，行政院衛生署亦未訂頒相關之審認規定。
再者，縱有違反「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」之行政管理規定，依該辦法第20條觀之，至多僅得依醫療法、醫師法等相關法規處罰。根據醫師法第25條規定，醫師有業務上重大過失或執行業務違背醫學倫理者，由醫師公會或主管機關移付懲戒。醫療法第82條規定，醫療業務之施行，應善盡醫療上必要之注意。醫療機構以及其醫事人員因執行業務致生損害於病人，以故意或過失為限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然而現實上，主管機關亦僅能對醫療機構為行政處罰，至於相關權利受害之人，只能回歸民法，另循法律途徑請求損害賠償。
更有甚者，於請求損害賠償之際，因『人工協助生殖技術管理辦法』於90年行政程序法公布施行後，致使其缺乏法律授權之依據，而『人工生殖法』還在立法階段，亦沒有違法的問題，且目前已經立法院一讀的「人工生殖法」，係針對精卵捐贈、試管嬰兒等做規範，雖有限定合法夫妻關係才能接受人工生殖技術，但是在上述所生之問題點仍無明確的規範，乃至於倘於人工受孕之過程中發生錯誤，其責任應如何釐清，益發困難。是以，於此「法律空窗期」之際，得否施作人工生殖、應如何管制施作之過程，方能於生育自由權與人倫價值取得平衡，乃主管機關最艱困之任務；此外，如果係尚未生產之階段，則又涉及『優生保健法』人工流產問題；若生出後，面臨的則是民法上婚生認定、親子關係與繼承等複雜問題，未來類似問題勢必慢慢浮現，我國實有必要加快腳步訂立明確規範，以迎合時代需求，避免無法可管的窘境。 明沂法律事務所簡榮宗主持律師